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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六十年前，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創(chuàng)建，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學科建設上，可謂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大事。在歷代學人的共同努力下，如今世界宗教研究所已經成為一個學科齊全、人才濟濟、成果豐碩的研究機構。幾十年來，筆者親歷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不斷奮進的歷程。本文回顧了建所的歷史背景和初創(chuàng)時期經歷的種種困難；評述了“十年動亂”造成的思想混亂及其對科研事業(yè)的危害；簡略梳理、總結了改革開放新時期我所專業(yè)研究人員在基礎理論、學術思想、研究方法等方面所發(fā)生的顯著變化。作者認為，我所在人才培養(yǎng)、學術成果、學科建設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決定性的因素，是我們在科研實踐中樹立了為人民做學問的理想信念，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原則進行宗教學研究。努力在科研實踐中，將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與當代中國國情、社情、教情密切結合，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升到一個新水平新境界。
關鍵詞：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歷程；學術成果；學科建設
作者簡介：吳云貴，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伊斯蘭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研究”（編號：23&ZD210）的階段性成果。
世界宗教研究所，當年是根據毛澤東主席關于加強宗教問題研究重要批示成立的學術研究機構。這一批示書寫于1963年12月末，是對中央外事工作小組關于成立一批涉外研究機構的請示報告作出的批示。批示的內容以三方面至關重要：其一，世界三大宗教影響到廣大人群，而國人大都知之甚少，國內沒有一家宗教學術期刊，這種狀況亟待改變；其二，要求成立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對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世界性的宗教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其三，不研究宗教，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夠寫好哲學史、文學史和世界史。意即研究宗教應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基本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
這里需要說明，我寫這些文字，其出發(fā)點是為了表達一位從建所之初就在宗教研究領域盡心盡力工作六十年的研究人員對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關愛和感激之情?！白诮萄芯苛辍?，不僅是對個人學術生活的概括，也是對一個不斷奮進的學術研究機構發(fā)展歷程的概括。這篇回憶錄，希望把個人學習、工作、成長的經歷與初生的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發(fā)展歷程密切結合起來。數十年的研究經歷表明，做學問固然需要個人不懈努力，但如果沒有群體的幫助和支持，很難取得真正的成就。
一、使命光榮 啟程艱難
1964年8月，我從遼寧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畢業(yè)，分配到初生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下屬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同年9月初，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北京西郊的友誼賓館中館會議室宣告成立。當時我所的工作人員總共約30人，其中包括以所長任繼愈、黨支部書記閆鐵為首的“五大領導核心”。專業(yè)研究人員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是來自北京大學哲學系、法律系的9位教師；二是來自北大哲學系、歷史系、外語系的應屆畢業(yè)生8人，來自遼寧大學外語系和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應屆畢業(yè)生4人。此外，1965年又有4位來自北大哲學系和東語系的畢業(yè)生以及2位來自中央民族學院的研究人員到所內工作。
首都北京是新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是一代偉人毛主席居住、生活、工作的地方。一個年輕的外地學子能夠幸運地分配到北京工作，當然會感到無比的自豪和滿足。但我到所工作后不久，心里就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因為過往從未接觸過宗教，一個外語專業(yè)的大學畢業(yè)生能夠勝任宗教研究工作嗎？這個問題，只有通過科研實踐來回答和證明。
“萬事開頭難”。建所之初，所有的研究人員都深深地感到宗教研究工作面臨著諸多難題，做好了很不容易。但成立專門的宗教研究機構是毛主席、黨中央的決策，研究宗教可以說是必須努力完成的“光榮使命”，困難再大，也要知難而進。正是在此情勢下，所長任繼愈先生提出了“積累資料，培養(yǎng)人才”八字建所方針。實踐證明，這一建所方針是符合實際的。
所謂“積累資料”，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建立研究工作必不可缺的圖書館和資料室。當時，我所在賓館大樓有一間寬敞的大房間，可以擺放幾十個書架，這便是未來的專業(yè)圖書館的場所。但我們在整理圖書時發(fā)現，已有的數千冊圖書，絕大部分是有關基督教方面的英文書籍，而佛教方面的圖書，主要是從勞動人民文化宮轉送的經卷。伊斯蘭教方面的圖書僅有幾十本?；浇谭矫娴膱D書，是由南京金陵神學院贈送的。到所之后，我在伊斯蘭教室工作，所以對相關圖書資料格外重視。1965年春夏之際，作為翻譯，我陪同所長任繼愈先生到南亞巴基斯坦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卡拉奇一家書店購買了20幾本伊斯蘭教方面的英文書籍。盡管如此，由于圖書資料匱乏，連一部完整的《古蘭經》都沒有，伊斯蘭教研究可以說是極度艱難。
“積累資料”的另一重要含義，是指通過現狀調查來掌握世界三大宗教的態(tài)勢。為此當時所能做的，只限于通過查閱報刊資料了解各大宗教的動態(tài)。同學習基礎理論、掌握歷史知識一樣，現狀調研也是“培養(yǎng)人才”、提高專業(yè)研究素質的途徑之一。建所后的最初兩年間，除掉下鄉(xiāng)搞“四清”和“文革”擠占的時間，我們實際從事宗教研究工作的時間不到一年。期間學術研究的唯一成果，是在1965年下半年編寫的只收入5篇文章的內刊《世界宗教動態(tài)》，其中包括我查閱國內報刊資料后撰寫的《美國伊斯蘭教組織和黑人穆斯林運動》。這篇只有七八千字的文章，今天看來不足掛齒，但在當時像給我打了一針興奮劑似的，覺得只要努力，做學問還是有希望的。
二、十年動亂 重創(chuàng)科研
回憶建所歷程，“十年動亂”對科研工作的嚴重沖擊，是繞不過去的話題。從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間，由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爆發(fā)，全國各地、整個社會很快便陷入混亂無序乃至“無法無天”的狀態(tài)。“文革”十年，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研究工作幾乎都處于停止狀態(tài)。宗教研究當然也無例外。
1972年春夏之交，我所科研人員全部從河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此后的四年間，名義上恢復了科研業(yè)務工作，但由于“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時斷時續(xù)，宗教研究工作并無實質性的進展。期間，剛剛恢復職務的所領導班子，對兩件工作較為重視。一是成立“世界宗教動態(tài)”研究室，共有6名成員，其中4人是新調入所內的，兩人是建所之初來所工作的。我從伊斯蘭教研究室調入“動態(tài)室”，基本業(yè)務是根據外文報刊資料編寫國外伊斯蘭教的重要動態(tài)，供國內有關部門參考。還有一位同事，負責編寫國外基督教方面的態(tài)勢。另一項重要工作，是組織編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宗教文集。內容包括語錄和文章兩部分。為此，成立了以呂大吉同志為主任的“宗教原理室”，成員為20世紀70年代調入所內工作的。這件工作的具體成果有兩個，一個是1978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宗教》（試編本）；另一個是1979年正式出版的同名文集。除“原理室”外，當時還準備成立無神論研究室，人員也都是新近調入所內的。這個建制體現了所長任先生“兩條腿走路”的建所思想。他堅持認為，宗教研究的對象既包括人類各種宗教，也包括研究無神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無神論。后來由于人員流失，無神論研究室未能獨立，無神論研究也未能很好地沿續(xù)下來。
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科研工作逐漸恢復，又有二十余人調入所內工作。除期間的部分高校畢業(yè)生外，調入所內的人員主要來自公安部、外交部、文化部、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等單位。除少數擔任行政工作外，這些新近來所從事科研工作的人員，同早期到所工作的專業(yè)人員一樣，在業(yè)務上需要從頭學起，只能“邊干邊學”。有些同志后來又回到原單位或調離到其他部門工作。
“十年動亂”的負面影響是多方面的，也是一個不愿回憶的沉重話題。這里僅就動亂的歲月對我所科研事業(yè)的危害和造成的后果講幾句。過往人們常說，做學問是“十年磨一劍”。而“文革”十年，我們在專業(yè)研究上毫無成果可言，學術水平沒有絲毫提高?！笆陝觼y”造成的最為嚴重的后果，是搞亂了人們的思想。例如，建所后不久，我們就在所領導的教育、引導下，樹立了在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指導下研究宗教問題的理念，但后來由于深深地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并沒有真正全面、正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豐富內容和具體含義。例如，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宗教屬于社會上層建筑，其本質和作用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我們在理論學習過程中提出一個問題：在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中國，宗教是上層建筑嗎？宗教是否能夠為社會主義服務？當時流行的看法認為，我國的宗教是舊中國、舊社會的一種“遺留”，很難發(fā)揮建設性的社會作用。
20世紀70年代，盡管名義上恢復了業(yè)務工作，專業(yè)研究人員的隊伍也有所擴大，但除了編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宗教文集外，許多研究室都沒有編制明確具體的科研項目規(guī)劃。期間，為了積累科研資料，我同伊斯蘭教研究室的三位同事用了兩年多的時間，翻譯了一部由巴基斯坦一位學者撰著的《伊斯蘭教簡史》（約50萬字）。這部譯著，在思想觀點和史料的取舍上都存在一些問題，但對我們了解伊斯蘭教的歷史和基礎知識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呂大吉同志的策劃幫助下，我還翻譯了近代英國著名經驗主義哲學家約翰·洛克的《論宗教寬容》。這部名著使我對近代興起的西方宗教學產生了興趣。
從“積累資料”做起的建所方針，雖因“十年動亂”遭到干擾、破壞，但仍然發(fā)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例如，1979年末，伊朗爆發(fā)了以宗教為旗幟的“伊斯蘭革命”，一舉推翻了親美的巴列維王朝?！度嗣袢請蟆犯笨囊晃痪庉嬐ㄟ^所領導找到了我，請我寫兩篇短文，作為報道伊朗政局變動的背景知識。由于我保存的卡片中有相關資料，很快便寫出了《伊斯蘭教什葉派》和《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兩篇文章，第二天就見報了。此后，《人民日報》副刊還刊登了我和其他兩位同事共同撰寫的《世界三大宗教簡介》。這三篇短文很可能是改革開放前最早在報紙上發(fā)表的談論宗教問題的文字。
三、改革開放 續(xù)寫新篇
自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發(fā)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歷史性轉變。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糾正了因“十年文革”造成的自上而下的諸多錯誤觀念和思想混亂。改革開放，開拓創(chuàng)新，為科研事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我所的宗教研究工作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就世界宗教研究所而言，可以說改革開放新時期前的十余年，是“從無到有”的初始階段。而不斷努力奮進并取得巨大發(fā)展的新階段，則是以改革開放、守正創(chuàng)新為基本標志。新階段我所在積累資料、培養(yǎng)人才、推出研究成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想作如下幾方面的總結、概括：
其一，在學科建設上明確提出了構建馬克思主義宗教學。改革開放前的十余年間，我國學術界只使用過“宗教研究”一詞，從未使用過“宗教學”這一概念。1979年，任繼愈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率先使用“宗教學”一詞，并就馬克思主義宗教學所包含的內容和研究方法論等問題提出了系統(tǒng)的見解。從此，構建宗教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開始成為宗教學研究的主旨和努力方向。經過四十余年的努力，可以說已經初步完成了學科三大體系建設。
其二，編寫教材和工具書。1985年夏季，為編寫高等院校宗教學課程的教學參考書，我所在河北南戴河附近的縣招待所舉辦了為期一周的研討會。部分專業(yè)研究人員參加了本次會議。會上，就編寫教材的意義、內容和體例要求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此后編寫出版的佛教史、基督教史、伊斯蘭教史、中國道教史和宗教學理論著作，為部分開設宗教學課程的高校提供了教材，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宗教學課程首次進入高校課堂，經過國家教委批準，體現了學界對宗教研究重要現實意義的新認識。此后陸續(xù)編寫的《宗教詞典》《基督教詞典》和《伊斯蘭教詞典》等工具書，也都是按照所里編制的科研規(guī)劃完成的重要成果，成為宗教學研究的一批基礎性著作。
其三，恢復培養(yǎng)專業(yè)研究生制度，為初興的宗教學的快速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前的十余年間，我所的專業(yè)研究人員均為“自學成才”。也就是說，當時所有的專業(yè)人員過往都未曾學習過宗教學，也無處可學。后來，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們在科研實踐過程中逐漸掌握了宗教專業(yè)知識和基礎理論知識，能夠獨立地從事專業(yè)學術研究，實屬不易。改革開放新時期，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所內招收培養(yǎng)了一批碩士和博士學位研究生，畢業(yè)后充實到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與民間宗教、宗教學基礎理論等研究室的研究人員隊伍之中。這些“新生代”專業(yè)研究人員的加入，明顯地增強了專業(yè)研究人員隊伍的“實力”，許多人后來成為各學科的“領軍人物”。此外，還有部分研究人員以國家公派學者名義，曾在國外大學研修或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他們學成歸國后，也都在科研事業(yè)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其四，學術研究成果與培養(yǎng)專業(yè)研究人才相輔相成。宗教學屬于新興學科。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奮斗，如今已經發(fā)展成為具有支撐作用的重要學科之一。多年來我所研究人員完成眾多研究課題，發(fā)表了數百部學術著作和數千篇文章。這些科研成果的內容涉及世界各大宗教以及我國“五大宗教”的歷史、現狀和理論（經典、教義或義理）三個層面；成果的形式包括史學著作、理論著作、各種主題學術專著、宗教態(tài)勢調研報告、宗教基礎知識讀本、重要學術譯著、詞典工具書等。從成果內容上看，最引人注目的新變化，是各大主要宗教的相關研究，都高度重視宗教文化研究。唯其如此，是因為許多研究者都認識到各種宗教的教義、教理或信仰體系是通過文化形態(tài)展現的，而文化雖然千姿百態(tài)、各不相同，但都是人類知與行的重要表達方式。在成果展示方面，我所創(chuàng)辦的《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兩刊編輯人員的敬業(yè)精神值得贊揚。
四、感悟與反思
初生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如今已經走過了六十年的歷程。作為最早來所工作的一批學人，我們陪伴研究所的成長，從血氣方剛的青年時代走向離開工作崗位的老年時代。我們把畢生精力獻給了宗教研究事業(yè)，困難再大，也從未忘記初心，因為我們知道，宗教研究工作是黨和人民付予我們的使命和職責。
數十年來，我在科研實踐中最重要的感悟和體會，就是一個“難”字。宗教學研究難在何處？不同專業(yè)研究方向的同事可能會有各不相同的感受和說法。我的專業(yè)研究領域是伊斯蘭教。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蘭教從產生之日起，迄今已有1400余年的歷史。它廣泛流行于西亞、北非、中亞、南亞、東南亞、東西非洲等地，成為伊斯蘭文化、伊斯蘭文明的重要載體和標志。伊斯蘭教在傳播過程中，與使用多種不同語言文字的民族文化、禮俗相結合，形成統(tǒng)一性與多樣性相結合的文化方式和文明形態(tài)。因此，伊斯蘭教研究首要條件，是研究者要掌握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而我只會英語，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所以多年來盡管撰寫發(fā)表了多部學術著作和近百篇文章，但這些成果多半是參考、借助、利用西方學者積累的文獻資料和相關學術著作完成的。語言工具上的局限，使我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不足和缺失。也就是說，由于“先天不足”，我沒有完成過任何一部“原創(chuàng)性”的學術成果。我衷心期待年輕一代學者能夠克服這種局限，寫出高水平的學術著作。
數十年來，我國學者不斷努力，在伊斯蘭教研究領域發(fā)表了相當可觀的學術著作，對學科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但總體而論，這只研究隊伍人數較少，高質量、高水平的學術成果數量不多。特別是在現狀研究方面，由于我們很少有機會進行實地調查，我們所發(fā)表的伊斯蘭教與當代國際政治關系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借助西方學者掌握的“二手材料”完成的。著述中所使用的詞語概念，也有一些是借用西方學者在著述中所使用的話語。因此，在話語體系建設方面，我們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道理很簡單：漢語的表達方式明顯有別于英語的表達方式，直接借用英語的詞語概念，有時不足以充分、準確表達中國學者的學術思想和思維方式。例如，西方伊斯蘭教學術著作中，廣泛使用“主義”一詞（蘇非主義、瓦哈比主義、現代主義、伊斯蘭主義、原教旨主義等），而在漢語表達中“主義”一詞是慎用的。
另一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是如何正確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問題。早在建所之初，所領導就明確提出，研究宗教現象和宗教問題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為指導原則，否則就可能走偏方向。但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前的十余年間，由于人們大講“以階級斗爭為綱”，大講“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由此造成的思想混亂，使我們難以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豐富內容和具體含義。1982年黨中央印發(fā)了《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即著名的19號文件。這份文件以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為理論基礎，密切聯(lián)系實際，就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如何全面、正確地認識宗教的本質、社會作用以及如何研究宗教、管理宗教事務、對待宗教團體和信教群眾等問題作出了系統(tǒng)的闡述和明確的規(guī)定。這份文件，在宗教研究領域，可以看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的重要理論成果之一。此后，我們黨在總結多年來宗教工作經驗和方針政策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這一重要的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宗教問題上具有深廣影響的理論成果。近年來結合科研工作，不斷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使我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重要意義有了新的理解。過去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宗教的著作，總想從相關著作文本中找到正確理解認識某些具體宗教問題的現成答案。這種學習方法，一方面容易使我們忽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所產生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與我們所處的當今時代的巨大差異，同時也容易使我們忘記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根本方法就在于理論聯(lián)系實際，即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密切結合起來?？傊覀兘裉焐钊雽W習和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也就是學習和掌握中國化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并以此為指導原則，構建具有新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宗教學三大體系。
（來源：《世界宗教文化》2024年第2期，該編輯部已授權轉載）
（編輯：許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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